摘要：本期《全球传媒学刊》的会议专辑的主题是＂网络治理视角下的社交媒体政策与规制＂。专辑收录的文章来自2016年12月3至4日于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举办的同名研讨会。此研讨会由香港研究资助局（研究项目编号：12601715）和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共同资助,以期通过国内外学界,新媒体业界和政府规制机构的参与、互动和讨论,从不同地域、角度和方法探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规制机制。

摘要：互联网时代与社交媒体的到来让网络生态走向分权化,国家政府面对的不仅是大量信息流通的挑战,还有私人公司与公民团体不断提高的网络决断权。后者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权威。在互联网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应该如何与这些新兴的私人和社会行为体进行互动和介入？政府与这些行为体之间已经有了哪种互动关系？在这种互动中,权力又是如何分配的？本文探讨了国际和中国语境下的互联网治理模式,包括多利益攸关方主义、数字宪政主义和分析性网络治理。前两种模式具有功能主义的论点和规范性的支撑,后一种则分析了不同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关系。本文在最后提出,在研究互联网治理时,应综合规范性和分析性的学术路径。

摘要：数字媒介环境正在快速向以社交媒体为核心的局面转化,原来与青少年相关的媒介政策还需要进一步调整。本文将思考社交媒体使用的得与失,主要以韩国的现状与事例为中心,主张从赋权主义的角度,将培养媒介素养作为青少年媒体政策的核心。纵观当下环绕青少年的媒介环境,相比保护主义的监管,更需要通过以媒介素养为中心的力量强化教育,自主协调风险机遇,增强媒介使用权的保护政策。

摘要：新加坡的广告规制是由行业协会和媒体监管机构自发制定的自我管理体制。这一体制是有效的,因为它满足了进行自我管制的最低要求：行业有发展动力、少数行业巨头使执行更为有效,以及有效的监管支撑。而在2015年之前,社交媒体广告业尚未得到激励,也无规则可言。这一年,由于一次营销活动引发的事件,使该行业发生了彻底的转变。该事件直接导致了一家大型上市公司终止与一家社交媒体广告商的合约,以及该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公开道歉。丑闻爆发之后,社交媒体广告业的预算被冻结了几个月,整个行业的道德规范也遭到质疑。本文主要论述了在新加坡社交媒体广告业这一资源有限的自我管制体制建立一系列指导方针的过程中,需要的理论、过程和思考。

摘要：随着移动技术和互联网接入在马来西亚的大幅发展,社交网站、视频分享网站、博客及微博等社交媒体的使用正在变得流行。但是,一些法律问题随之而生,出现了许多涉嫌违反法律和道德规范的争议。为了对此进行合理的监管,马来西亚政府运用了多种方法,例如鼓励行业自律、屏蔽相关网站、采用刑事或民事制裁等。本文主要通过分析成文法、政策动议及法庭判例,来梳理政府采取的、目前仍被使用的相关管理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马来西亚尝试过上述每一种措施。虽然政府反复声明＂不对互联网实施审查制度＂,但却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反应式的、更具惩罚性的管理措施。在探究了马来西亚社交媒体监管的发展历史之后,本文认为,为了保证信息传播技术（ICT）以及社交媒体能够得到更好地得到应用,并促进马来西亚社会的发展,行业自律和政府主导的动议都是必不可少的。